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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作者：张东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宣示。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提出的“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是中国式现代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创新，它体现着党中央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精准把脉和科学指导。中国人民大学深刻理解“新路”的科学内涵，深入推进“新路”丰富实践，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强大动力，加快建设“让党放心、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始终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希望中国人民大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传承红色基因，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成为人大师生的自觉追求。”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新时代新征程高等教育要进一步回归本位，紧紧围绕“立德树人”开展教育教学，努力培养堪担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国人民大学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发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传统，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工作，教育引导学生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提升品德修养，将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植根青年学子心田，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紧紧抓住思政课这个基础性、关键性、战略性课程，持续深化思政课改革，不断完善“一体两翼”教学模式，全面抓好思政课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创新等环节，打造高精尖水平的教育教学体系，推动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着力促进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深入挖掘其他课 程蕴含的思政资源，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强化主流价值引领，建设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搭建课程思政研究与培训平台，不断提升课程思政育人实效，在培养“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上取得新成效。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今世界，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愈加凸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成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不断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深化党的百年奋斗伟大历程、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研究，立足中国实践阐释中国理论；完善“引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卓越的基础学科、顶尖的社科学科、创新的交叉学科”的学科布局，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学科支撑；认真吸收借鉴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有益成果，以“知识体系构建、知识体系教学、知识体系传播”为牵引，努力推出具有学术价值、现实意义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研究成果；设立重大研究专项，编制学科知识手册，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研究框架，阐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逻辑和组成要素，引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快建设自主性、原创性、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打造“中国系列”教材，推动最新研究成果向教材、课堂转化，向育人转化，形成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断从生成到运用的良性循环。

　　聚合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为科研创新搭建平台，服务国家发展重大战略，是高校的职责所在和发展方向。在这方面，人文社会学科尤其需要更加一马当先，贡献领先。在充分吸收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拓展高等教育“四个服务”内涵，为科研创新和知识转化探索新路径、作出新贡献。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聚合科研创新服务平台，中国人民大学持续深化科研“放管服”改革，稳步实施科研经费“包干制”，建设一批跨学院科研管理平台，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坚持质量和贡献优先，推进人文社会科学评价改革，推广分类评价、多元评价、代表作评价、同行评议制度，完善“项目不唯帽”“评价不唯人”“考核不唯文”的科研评价体系；创建“全国高校智库联席会议”制度，深入开展“智库建设提升计划”，统筹推进多层级智库体系建设；紧密围绕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国家重大需求，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乡村振兴、双碳战略、国家安全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持续提供服务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大方案”；加强智库学术队伍建设，加大智库成果激励，有效释放高端智库活力、动力和潜能；建强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为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献计献力，通过搭平台、聚合力、建机制，最大限度发挥高校服务科研创新、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作用。

　　构建一流高校治理体系。推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必然要求、必经之路和必备条件。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构建一流高校治理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提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做好高质量党建引领高效能治理这篇大文章；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制度体系，提高制度规定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提升依法办学治校水平；完善校院两级治理体系，强化部处主责意识、学院主体意识，健全“标准科学、程序明确、执行坚决、检查及时”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完善以学术委员会为核心的学术治理体系，尊重学术自由，健全学术规范，促进学术繁荣发展；注重用“数据链”整合“管理链”，全面升级学校智能化基础设施，以实现师生办事“只上一张网、只进一扇门、只填一张表”为目标，持续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流程整合优化再造，构建服务精细、管理精准、智能高效的高校治理新格局。

　　欣逢盛世，使命在肩；征途漫漫，惟有奋斗。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实施“‘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新路’十大工程”，走新路、开新局、创一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高等教育的人大篇章。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0日 05版）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古籍如何兼顾“藏”与“用”

——来自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的专家观点

光明日报记者 陈雪

　　“古籍具有特殊性，作为文物必须保护，作为文献必须为读者所用，二者存在矛盾。”——解决“藏”与“用”之间的矛盾一直是古籍工作的重点，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杜泽逊说：“数字化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1月4日，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6家单位，在线召开了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发布了6786部（件）古籍资源，可在线免费阅览全文影像。会上，多位古籍专家学者围绕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进行了深入讨论。

　　古籍数字化有何迫切性？未来趋势是什么？专家学者展开了深入探讨。

　　数字化平衡“文物性”与“文献性”

　　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图书馆把内部使用的古籍目录卡片摆在图书馆的走廊里，为了完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版本调查，杜泽逊跑到上图，查阅了十几天卡片。夏天高温，他就到馆外买一根绿豆冰糕含在嘴里，再回到馆内查卡片——为查阅古籍文献，要出差到各地，克服各种困难，这是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集体记忆。

　　“从内部使用到目录卡片放在走廊，再到数字资源挂在网上，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杜泽逊说，国家图书馆为首的几十家图书馆把古籍数字资源放在网上，读者不必直接使用古籍原件，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保护措施。此外，在线阅览不知道节省了多少人的时间、体力、财力，对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有重大贡献。

　　兼顾“藏”与“用”，古籍数字化刻不容缓。“国家图书馆从2000年起开始有计划地将古籍进行数字化，并陆续建成数字方志、碑帖精华等专题库，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负责人王红蕾介绍了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的整体情况。2016年，国家图书馆搭建“中华古籍资源库”平台，发布了国图馆藏善本和普通古籍、甲骨、敦煌文献、碑帖拓片、家谱、老照片等数字资源，以及天津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等许多馆外古籍和海外征集古籍资源。2021年疫情期间，读者远程访问需求增长，为回应读者的“急难愁盼”，“中华古籍资源库”实现了免登录阅览。资源库上线、免登录阅览被学者称为惠及学林的两个重要节点。

　　2007年以来，随着“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深入开展，各地图书馆陆续投入人力物力，大力推进古籍数字化。苏州图书馆党委书记、馆长接晔介绍，截至目前，苏州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古籍1496部，容量达16.12TB。

　　据了解，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先后联合39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2.8万部（件），此次是第七次联合发布，6家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资源6786部（件），不仅有明清版刻、稿抄本古籍，还有碑帖拓本等特色资源：新增国家图书馆藏古籍数字资源1075部19.2万叶，主要为年谱类、目录类古籍；天津图书馆发布馆藏稿抄本文献165种655册；南京图书馆发布了“清人文集数据库”，共收录清人文集399种，以全本彩色扫描的方式制作成数字影像；云南省图书馆发布馆藏善本63部381册，图像50604拍；苏州图书馆发布馆藏古籍数字资源888部；中山大学图书馆发布了一批颇具该馆特色的碑帖文献数字资源。

　　本次资源发布后，全国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文献影像资源达到13万部（件），其中，国图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超过10.2万部（件）。王红蕾说，“中华古籍资源库”已成为全国古籍资源类型和品种最多、体量最大的综合性资源共享发布平台。

　　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杨海峥感叹，从2016年到现在，陆续推出了13万部（件）古籍数字资源，对于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线查阅免去了往返奔波各家图书馆的时间，缓解了古籍“藏”和“用”之间的矛盾，平衡了古籍的文物性与文献性。

　　古籍资源既要“用得上”，还要“用得好”

　　2022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实施《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正是四项重点实施工程之一。近年来，全国古籍登记工作让3000万册件古籍有了“身份证”，未来，让更多古籍“上线”与读者见面，将是我国古籍工作的一大重点。

　　“古籍数字化资源的制作与发布，其实是回归到古籍作为书籍文献本来的性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研究员刘蔷说，以往，人们说学术的繁荣与学术资料的新发现有关，这种说法是忽视了存世的大量古籍，存世古籍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可以预见，连续的古籍资源发布，将带来宏阔的学术气象。

　　古籍数字化平衡了“藏”与“用”的矛盾，让古籍资源“用得上”，未来，更要“用得好”。学者们对古籍数字资源的深度利用提出了许多有益建议。

　　浙江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黄晨认为，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可以更好地呈现资源的利用价值，接下来，可以进一步就已发布的资源进行深度揭示，进一步打通资源和发布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将资源聚合起来，这样的利用效果会更好。刘蔷也表示，期待能有一个与古籍数字化资源相匹配的古籍数字目录，以便实现一站式检索。

　　杨海峥认为，目前古籍数字化发展迅速，百花齐放，各类数据库和古籍数字化平台纷纷涌现，多样化的发展一方面带来了很大便利，另一方面也应进行协调统一，建立更加规范的数据规范标准，使得古籍数字化的资源有保证，达到方便使用的学术水准。杨海峥说，2022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专门强调要“加强古籍数据流通和协同管理，实现古籍数字化资源汇聚共享”，国图联合全国古籍存藏单位把古籍数字资源进行统一与整合，形成公益性平台，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是未来古籍数字化的发展趋势。

　　汇聚、开放、共享，古籍数字化的步伐不断加快。杜泽逊说，“期待发布更多的数字资源，最终达到除少数特殊情况外，全部数字化。”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6日 09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